我们先来倾听一位拥有聋哑人、同性恋、艾滋病三重身份的朋友，他用手语分享自己的经历，呼吁大家关注性少数群体健康状况。我叫萧翎，从小我就意识到自己的不同，我和弟弟都是先天性聋人，家里辗转求医，耗尽积蓄依然无力回天，而这只是人生的第一道关卡而已。
2012年7月24，我去老家一家三甲医院检查性病，大夫怀疑我有HIV，没有经过我的同意就给我开检测HIV单子。抽血化验窗口护士态度不好，看到单子有“HIV“字样吓到了，大声叫我拿出身份证，旁边的人听到都吓跑了。这让我心里很难受，抽完血后护士没有告诉我什么时候出结果，我一整天都在医院等结果，但直到下班时间都没人理我。
第二天我又到医院，费了几番周折终于找到负责化验的大夫，但他不愿意和我面对面用笔交流，只能用手机互发短信交流，他说了一大堆话，“你拿着检验结果没用”，“你感染了我不负责治疗”，“你最好去疾控部门再做次复查”。
来到我们当地的疾控部门防艾科室，一位女医生给我复查，态度还可以，但不愿意与我共同使用一个笔交流，我就用另一支笔写下联系方式，然后回家等消息。
7月26日是我生日，那一天我接到消息：HIV阳性，这是一个很特别的生日礼物，让我承受无法想象的痛苦，当时感觉自己的一切都完了。姥姥刚去世没多久，我最担心害怕我母亲得知结果承受不了。但为了家人，我还是决定一定要好好活着下去。
过了一段时间，我再次来到疾控部门申请免费发药服药，但感觉防艾科大夫态度不太好，不愿意帮我申请，我只好回家。在老家等着下去不是办法，我又没工作，为了生计，我选择来到北京打工，听说可以从老家转关系到北京申请免费发药，我抱着希望走进北京某区疾控中心，工作人员态度很不错，热情接待，没有歧视我，帮我转关系解决发药问题，还安排去医院体检。
至今我仍坚持服药。
好在我母亲接受我是“同志”又是HIV感染者身份，今年我参加了彩虹中国主办的帕斯堤生命营活动，想让母亲了解我们这个感染者群体，我想给我母亲证明看，我活得很精彩，我不比别人差。
希望我母亲不用为我担忧，更不用为我以泪洗面。
下面我介绍一下个人观察到的聋人同性恋者对艾滋病的了解现状。
首先，聋人同性恋因为知识水平以及交流的问题，对艾滋病的了解并不多，一部分人甚至是一无所知。很多聋人同性恋不知道HIV病毒可以控制，认为艾滋病是绝症，治不好，而且会死人。在日常生活中，他们很少提及艾滋病，甚至大多人在没有检测HIV的情况下，自称“我没有艾滋病”。
因此总体来看，聋人同性恋防治HIV的意识不高，不知道怎样如何自己。
其次，多数聋人经济状况不如普通人，申请政府免费用药前需自费体检，有些聋人同性恋支付不起，而一直耽误治病。
分享今年我遇到的两位感染HIV的聋人同性恋的故事：第一位朋友在查出HIV阳性后没有专业的人告诉他相关知识，他认为艾滋病是一种令人可耻的病，为了面子他对家人和朋友隐瞒病情。由于缺乏抗病毒治疗知识，他盲目偏听偏信一些很贵的所谓药物，认为贵药就是好药，就可以治愈艾滋病，导致他最后免疫力下降，直至病倒去医院才得知病情已经发展很严重，不久就离世了。
另一位朋友是2014年8月确诊HIV阳性，但他因为一时无法筹集到2500元申请用药前的体检费用，治疗一直被耽误。他是一名打工者，经济压力很大，尽管找到了艾滋病与性病急救金小组，并且递交了身份证和银行卡复印件，但依然没能得到较好解决。
目前，我接触到的任何同志和关怀HIV阳性公益组织，还没有建立一个聋人或者残障同性恋小组，聋人同性恋所面临的问题，是多种身份所叠加的问题。我们不仅要面临同性恋的问题，也要面临聋人的问题。如果很不幸感染上HIV，我们还要面临第三种少数身份。
请不要，不要让聋人同性恋消失在所有人的视线之中，去关心他们，去支持他们，让医疗体系更加理解我们聋人同性恋者，理解像我们这样需要帮助的人群。
以上讲述来自“健康中国：彩虹友善医疗计划”研讨会
